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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 这一批参与平城改革工程的人,在平城太极殿完成后,又参加洛阳的规制工作,《魏书》卷七下〈高祖纪下〉:(太和十七年)冬十月戊寅朔,幸金墉城。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。由于在参与洛阳规制的三个人中,穆亮代表北方勋旧,且职为司空,营国之事本冬官所掌,所以兼领此职。董爵则官为将作大匠,建筑是他的职务,不能不参与其事,其实洛阳新都的规制,完全出于李冲一人之手。案《魏书》卷五十三〈李冲传〉:冲机敏有巧思,北京明堂、圆丘、太庙,及洛都初基,安处郊兆,新起堂寝,皆资于冲。因此,洛阳新都的建构当充满河西的色彩。不过,平城的明堂,圆丘,太庙等,是在蒋少游监制下完成的。而洛阳的新都虽在李冲的主持建构下,可是蒋少游、王遇等却实际参与工作,《魏书》卷九十一〈术艺?蒋少游传〉:……华林殿、沼修旧增新,改作金墉门楼,皆所措意,号为妍美。……又为太极立模范,与董爵、王遇等参建之,皆未成而卒。又《魏书》卷九十四〈阉官?王遇传〉:洛京东郊马射坛殿,修广文昭太后墓园,太极殿及东西两堂、内外诸门制度,皆遇监作。洛阳的规建到景明二年才告一个段落,但李冲却卒于太和二十二年(西元四九八年)八月,也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工程告一段落的前三年。李冲死后,余下的工程当然由蒋少游、王遇、董爵继续进行。案〈术艺?蒋少游传〉载,少游卒于景明二年,董爵、王遇的卒年不可考。但既与蒋少游并列,他们三人的卒年应相去不远。太极殿就在这年十一月落成,《魏书》卷八〈世宗纪〉:(景明二年)十有一月己卯,诏:京洛兵芜,岁逾十纪。先皇定鼎旧都,惟新魏历,翦扫榛荒,创兹云构……,规模长远。今庙社乃建,宫极斯崇,便当以来月中旬,蠲吉徙御。……十有二月戊子,……饕群臣于太极前殿,赐布帛有差,以初成也。那么,他们三人虽然没及见太极殿的落成,但都实际参加太极殿的营建工作。同时,即连李冲在内,他们都曾参加过平城的改建工作。他们以改建平城的经验创建洛阳,因此洛阳必然承受平城建筑的影响。《魏书》卷四十一〈源贺传〉:正光元年(西元五二○年),为行台左丞,巡行北边。转为起部郎。明堂、辟雍并未建就,子恭上书曰:……(洛阳)高祖所以始基,世宗于是恢构。……访遗文,修废典,建明堂,立学校,……永平之中,始创雉构,基趾草昧,迄无成功。故尚书令、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,并连表诏答、两京模式,奏求营起。这段材料说明洛阳的建构,经过二十几年不断的经营,到正光元年还没有完成。明堂的始基在永平三年(西元五一○年)开始,虽然用的是李冲的设计图样,不过这时李冲的墓木已拱,蒋少游、王遇、董爵又相继而亡,当然不是他们监造的。不过材料里说到“两京模式”,所谓“两京”,是指平城与洛阳而言,平城的明堂,是由蒋少游考察过去洛阳废置明堂旧址后建造的,所以平城明堂的建筑曾受洛阳的影响。任城王元澄与李冲,同是孝文帝迁都时得力的助手,当然能深切了解李冲的意旨,在他的奏章里,既提到李冲的设计是依“两京模式”,但当时洛阳明堂废置已久,无“模式”可供参考,所以必然是根据平城新建明堂为蓝图而设计的。因此,可以证明洛阳宫城的建筑,直接承受的平城的影响。因为在平城改建的过程中,已融合了许多不同地方的色彩,这许多不同的地方色彩,后来又绘成洛阳新都的图样。至于平城的坊里制对洛阳的影响,虽然无法找到直接的材料证明,但是洛阳的坊里建筑,与洛阳宫宫城建筑并不是同时进行,《魏书》卷十八〈太武五王传〉:(高祖)遗诏以嘉为尚书左仆射,与咸阳王禧等辅政。迁司州牧,嘉表请于京四面,筑坊三百二十,各周一千二百步,乞发三正复丁,以充兹役,虽有暂劳,奸盗永止。诏从之。案《魏书》卷八〈世宗纪〉景明二年九月条下:“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,四旬而罢。”坊里的设立,是拓跋氏王朝为了解决“代迁之民”居住的问题。《魏书》卷十九〈任城王传〉:今代迁之众,人怀恋本,细累相携,始就洛邑,居无一椽之室,家阙儋石之粮,而使怨苦即戎……。又《魏书》卷六十五〈李平传〉:洛邑俶营,虽年跨十稔,根基未就。代民至洛,……资产罄于迁移,牛畜毙于辇运,陵太行之险,越长津之难,辛勤备经,得达京阙,富者犹损太半,贫者可以意知。兼历岁从戎,不遑北京pk10赛车 8码计划 启处,自景明已来,差得休息。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,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。以上两段材料,说明“代迁之众”,初抵洛阳之时,“居无一椽之室,家阙儋石之粮”。洛阳经营十数年之后,仍然“根基未就”,所谓“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,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”。景明二年宫城的建筑已告一个段落,于是注意力转向“代迁之众”的问题。元嘉这时担任司州牧,解决京邑人民的生计问题,是他应负的职责,所以由他建议在京城的四周,统筹建筑坊里,有计划的分配居住,以解决“代迁之众”所面临的居住问题。虽然以五万之众,四十个工作天,无法完成三百二十个坊里建筑工程,但却是一个有计划的开始。既然这些坊里,将来准备分配给“代迁之众”居住,那么,当然根据他们平城的形式筑构,从元嘉所谓“奸盗永止”这一点看来,与平城的“每南坊搜检,以备奸巧”,似有相似之处。所以关于洛阳的坊里制中,所呈现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,不仅表示当时社会门第的凝结,同时也反映出北魏文化转变中的宗主督护制的持续。孝文帝为了实现他的文化理想而迁都洛阳,但因匆匆规划洛阳的新都,许多平城建筑色彩,被涂抹在洛阳的设计之中,这些色彩分别表现在洛阳的宫城建筑,与都市计划的坊里制度方面。(本文限网站刊登)──节录自《从平城到洛阳——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》/东大图书公司《从平城到洛阳——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》(二版)/东大图书公司提供责任编辑:李梅